第五百七十一章 儒教天命

到了前汉董仲舒时，儒学糅合了道家、阴阳家思想，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，并且会对人间的事做出反应，具体怎样反应是一门学问，叫做“谶纬之学”。这一点，一下子就获得了汉武帝的认可，因为他的思想，极大的附和统治者的统治，甚至有了之后的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。”

而后汉建国，光武帝得谶纬之力甚多，之后历代皇帝也都对谶纬加以发展，最终建立了一整套的儒家神学体系，甚至连东南西北中五方神祇是谁都一一规定好了，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便一一解释。

当然，不止如此，为了更加巩固天命论，自汉以来，就不断依照儒家典籍，将社会实际事物改变，从而更符合天命论的传播。比如《尚书》等儒家典籍中的语句就成为带有神圣性的教义，前汉甚至曾经根据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的辞句把九州改为十一州，把宰相改为三公，使现实符合儒家典籍的描述。

甚至于，太平道起事时，向栩提出“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《孝经》，贼自当消灭”的平定黄巾蛾贼的论调，其中也不无天命论的影子，当然，这个提议，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真。

但身为名士的向栩，如此信奉儒家经典《孝经》，甚至它的经文简直有了滔天的法力，可以平乱。可见如今的儒家已经成为类似佛教的法则宗教，虽然没有造物主那样的唯一真神，但有神圣性的法则，如同佛法一样的儒经。

这是因为，从先秦至今，无论豪族阶层还是平民阶层，对“天命”的说法都深信不疑。说他们迷信也好，虔诚也罢，他们认为要当天子，光有实力还不行，还得有天命，而张角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使自己在部分上层人士中成为天命的代言人。

如本朝初学者班彪，并不认为太祖高皇帝刘邦夺取天下是群雄逐鹿、优胜劣汰的结果，而是认为刘氏拥有天命，所以他在《王命论》中写道：“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，不达其故，以为适遭暴乱，得奋其剑。游说之士，至比天下于逐鹿，幸捷而得之。不知神器有命，不可以智力求。”

这种天命论，不是个例，而是自上而下，有意宣传洗脑民众思想，最终成为社会常态，成为统治者有效统治天下的神器。所谓“朕即天命”，便是如此，于统治者而言，什么有利于自己统治，当然就选择什么宣传。

而这一点，不止是大汉如此，即使后世，也依旧盛行。如南朝名士沈约，在得天下的问题上，为了巩固门阀士族以及皇权统治的根基，亦推崇天命说，反对逐鹿说，其在《宋书·符瑞志》中说道：“夫体睿穷几，含灵独秀，谓之圣人，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……力争之徒，至以逐鹿方之，乱臣贼子，所以多于世也。夫龙飞九五，配天光宅，有受命之符，天人之应。”

甚至直到晚唐时期，屡试不第的杜光庭，为了仕途还借助《虬髯客传》这样的传奇故事来强调天命，反对草昧英雄，希望借此为官，比如该传奇故事的末尾说道：“乃知真人之兴也，非英雄所冀。况非英雄者乎？人臣之谬思乱者，乃螳臂之拒走轮耳。我皇家垂福万叶，岂虚然哉。”

如此说起来，儒家的思想此刻跟宗教，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甚至可以直接称其为“儒教”了，只不过这是官方并未如此定义而已。

以上种种，皆表明了天命说对百姓的影响的深远，即使后来汉末乱世，诸侯皆有实力，然敢称帝者，唯袁术而已，其余之人，就连曹操，在其弹下“文王操”时，心中估计也在想着所谓天命不在我而已。

而就像张角，此番他率领太平道起义，所用的口号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在一开始，就用了天命说，他说了天命到了要变的时候，这才能获得绝大多数信奉太平道的信徒的认可。这也是伏泉在和皇甫嵩建议，迁徙所俘虏的黄巾蛾贼去塞外，要重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因，因为不将他们的天命重新变回大汉，他们想改变天命的思想，依旧会成为隐形的祸根。

天命论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自然也不是一时一刻可以形成的，从西周早期，周公就提出“敬天保民”之言，一变商代的“敬神”而为“敬德”，使中国政治向现实性和理性转变，到至圣先师孔子，更是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因此容易给大家一种儒家思想与宗教、鬼神毫无关系的错觉，甚至被当作文化优越性来大肆宣扬。

实际上在专制皇权面前，理性比神性更加不堪一击，神性还能令皇帝有所敬畏，理性能否对皇帝形成制约则要看皇帝的心情。

早期儒家与上古神学其实密不可分，孔子虽然不怎么谈鬼神，但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，相反他还相信麒麟降世会带来太平，并且因为好不容易出现的瑞兽麒麟被人打死，精神受到巨大打击，从此搁笔不作，不久便与世长辞，即所谓“绝笔于获麟”。